“这不仅是2023年推动经济重回合理增长区间的内在要求，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坐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主动转向内需市场的最大“底气”。
“扩内需必须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为抓手。”周宏春认为，具体而言，一是提升群众“衣食住行用”等传统消费质量，满足群众的质量改善需求；二是增加节能产品、有机食品等供给能力，扩大绿色、低碳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三是增加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四是继续深刻培育网上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快递、“互联网+”等服务业态已经有了快速发展，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促进新型服务业态可持续发展。
让消费既当“领头羊”又当“驱动器”
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贯彻扩大内需战略的最大优势。而继续壮大内需市场则必须找到有效“牵引”。根据此次会议精神，明年，消费必将肩负重任。
“消费，一头连着民生具体需求，一头连着商品和服务供给。”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征学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消费是最终需求，没有消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现实需要无从满足，各类商品和服务供给则无从落地。”
以“恢复”和“壮大”之名，2023年，消费获得了最优先权。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周宏春进一步分析，结合已经实施的促消费政策和此次会议透露的动向，可预见2023年消费政策将“千方百计”围绕“愿消费、敢消费、能消费”积极部署。他强调，从恢复消费规模上看，消费要“恢复”；从挖潜市场和新的增长空间来说，消费要“扩大”，这背后隐含着消费对经济第一驱动力和重要基础性作用的基本逻辑。
多年来，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驱动力的作用正持续凸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4.5%，比2012年提高3.4个百分点。2021年居民消费支出在最终消费支出的占比为70.7%。此外，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4%，比资本形成总额高51.7个百分点，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促民增收是消费优先的最大保障
“要花钱得先有钱”，促民增收能让民众消费更有保障，不仅与消费意愿直接挂钩，更事关消费信心的持续增长和保持。会议重申“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展望2023年，政策还有哪些发力空间？
黄征学告诉记者，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四部分构成，其中多数人工资性收入占比高。他认为，增加收入首先要稳定和扩大就业，同时，要加大对公共工程、地方政府、企业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治理力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收入。
“以调整优化防疫政策为契机，须进一步落实助企惠民政策，提高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者的经营性收入。加快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建立公平竞争制度，支持城乡居民自主经营、自我发展。”黄征学认为，城市居民增加收入的关键在于扩大就业、鼓励自主经营。农村居民增加收入除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外，重点在于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重塑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稳步提高财产性收入比重。
实际上，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被视为释放内需潜能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其中，农村内需市场更被认为有着“无限增长潜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姜文来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农村需求是国内需求重要组成部分，庞大的农村市场同样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因此，增加农民收入也是扩大农村内需的“金钥匙”。
“只有农民的腰包不断鼓起来，消费需求才能不断释放。”基于此，姜文来提出五点建议，一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让更多农村劳动力有活干，有钱挣。二要让种粮农户有钱赚，加大对农村服务市场扶持力度，减少农民劳动力投入成本。三要振兴农村产业，这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长久事业。四要延长农产品产业链，让农民在此过程中受益。五要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开展多形式经营，如加快农村旅游市场开发和建设，促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