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军：经济学不能脱离实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特聘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张军入选国家“万人计划”。曾获霍英东奖、张奖和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获胜原因
作为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从上海出发，思考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论联系实际，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他是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文科资深教授，让学者们时刻保持清醒和自觉，主张经济学家要跟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积极探索新技术对经济理论和现实的影响。
2020年度经济学家
张军：经济学不能与现实脱节
本刊记者/陈惟杉
发于2020.12.14总第976期 《中国新闻周刊》
张军在2015年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变得异常忙碌，但他仍然不排斥与媒体打交道。无论是对公众还是对政府，他总是在寻找对经济学施加影响的焦点。“经济学有很大的外部性。对于更严谨的经济学研究，只要能很好的联系实际，我认为还是会受到大众的欢迎的。”
就在今年，他发表了《我的经济学思维课》，讲的是如何用经济思维去理解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他真正担心的是经济研究离现实越来越远。
中国经济的客观评论者
“北京还是来的最多，但很少飞。以前没有高铁的时候，它也选择坐卧铺列车。”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张军总是希望演绎出更多的确定性。国际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都活跃在公共媒体上。两者的共同点之一是都需要对未来做出预测，但张军认为差异不小。
“经济学不同于政治学。学者可能永远不知道政治家是怎么想的。但是经济学不一样。基于数据，我们至少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然后推回未来。当然，这里有风险，但还是有七八成的把握可以说明一件事。”然而，对于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张军只是谨慎地表示，“可预测性更强。”
但是也会出现误判，就像对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判断一样。他说：“当时认为影响不大，现在却低估了。”
其实张军更愿意谈上海，他比较熟悉，有些评论甚至相当尖锐。关于长三角一体化，他直言一体化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但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削弱行政力量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至于上海的定位，他说上海承担了太多的国家战略。“像综合性大学，学科都有，只是不突出。”
作为一名来自上海的经济学家，他于1981年开始在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用张军的话说，他一直在上海，除了在国外的那段时间，从未离开过复旦大学。尽管如此，张军并不认同“海派经济学家”这个标签。"就在北京以外，上海经济学家的影响力相对更大."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上海工作生活毕竟有点孤独。张军承认“北京同行的规模确实很大。二十年前，春节期间我们会召开学术小组会议，现场有两三百人。而且还是各子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但是上海有二三十个人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年会和交流，张军对北京经济界的细节还是比较熟悉的，比如谁说话带南方口音谁脾气特别火爆。现在已经快到年底了，张军的日程已经排满了各种论坛和会议。“12月5日，我收到了10份邀请，包括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经济年会。我将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张军说。
"对经济学家来说，保持客观就够了."他说：“辛迪加项目十几年前来找我写专栏，因病停了好几年，后来又重新开始写，两个月写一篇，一年写六篇。我的立场是写中国经济。只要是客观的，就不会放很多政治立场。”
今年7月，正是在报业辛迪加的一个专栏里，张军对“国内大周期”的看法达到了“刷屏”的效果。他说，“中国最近的提议应该尽快形成，经济发展应该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作为加快中国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的承诺。”这似乎与人们对“国内大流通”的直观理解相悖。
随后，张军写了一篇《怎么才叫形成了国内大循环？》进一步说明，“今天我们提出形成一个大的国内周期，不是说我们有别人没有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也不是说我们依靠自己的国内市场就能很好地发展经济。说这个没多大意义。我们必须明白，如果一个市场不是高度开放、安全和自由流动的，它对经济发展就没有意义。”
“世界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远远大于中国对世界的依赖。换句话说，现在全球经济结构对中国有利。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和别人玩？如果只从直观意义上理解‘国内大循环’，很容易让人产生中国想要与世界脱钩的联想，让一些人感到紧张。”张军向《中国新闻周刊》说明了《国内大流通》原解读的背景，并表示在做出这样的解读之前没有和任何人沟通过。
经济学家如何影响现实？
试图成为中国经济的客观评论员，并不意味着张军不希望自己的观点对现实产生更大的影响。作为复旦大学智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军表示，他对“国内大流通”的看法已经纳入了向决策者提供的简报中。“我是在2013年左右提出‘经济弹性’的，当时也向上报了，官方话语体系中使用的概念可能是2015年以后。”
去年，张军出版了修订后的《改变中国》，增加了对浦东开发的描述。他特别提到了在浦东开发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土地租赁的由来，即复旦大学教授张训华198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其观点受到上海市委研究室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重视。“张训华先生认为，我国应该采用级差地租的概念，我们已经找到了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下突破土地无偿使用和不出租的线索。”1981年张军进入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时，张训华是当时的系主任。
关于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关系，张军说：“现在感觉学者和政府距离很远。”在他看来，经济学家还有另一种影响现实的可能性。“经济学家给政府提建议当然是必要的，但经济学家可以通过自身的理论创新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监管，使监管更适应现实。我觉得贡献更大。”
在这方面，他习惯于引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的例子。" 20世纪80年代，威廉鲍莫尔的理论给当时的公用事业监管带来了重大突破."
当时，为了防止航空公司的垄断，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限制航空公司自由进入另一个州运营，需要获得批准才能开通一些航线，导致美国航空业缺乏竞争，效率低下，票价昂贵，服务日益糟糕。里根入主白宫后，希望取消一些监管门槛，让美国航空业恢复竞争。但当时在理论上没有突破，关于监管的观点仍然存在争议。
”威廉鲍莫尔证明了即使允许航空市场自由竞争，一家航空公司也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这并不是垄断，并提出了竞争市场的概念。也就是说，航空行业的门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因此，在这样的市场中，航空公司运营一条航线。如果票价定得高，其他航空公司也可以轻松经营同一条航线，也就是潜在竞争。永远存在，一家航空公司必须阻止其他公司的竞争，永远保持竞争对手的行为，把票价保持在其他公司无法进入的水平。"
“这一理论使放松管制成为美国的一个高频词。人们发现它可以应用于许多领域。就连监狱管理和垃圾收集也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对美国政府的监管行为影响更大。”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一直在争论什么理论更适合中国。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经济学越来越以问题为导向。”张军认为，问题导向的经济学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就像他反对被贴上“海派经济学家”的标签一样，他也反对贴上各种经济理论的标签。
“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直在讲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派。当我们真正去西方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我们问一个教授他是哪个学校的，没有人能说得清。我们喜欢贴标签，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这些标签在国外很少见到。研究内容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比如机制设计理论就是研究不同情况下的定价原则，寻找最优解。例如，上海拍卖汽车牌照。机制如何做到公平高效？”
由此可以理解张军担心经济研究的内容一直“落后”。他曾经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太快，太多知识分子跟不上。“现在无论是国内出版的期刊，还是中国青年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我觉得他们还是沿袭了一些传统的主张。如经济增长、生产率和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永远是这些东西。即使有一些有趣的问题，研究也只是用中文数据进行验证，并没有太多原创的想法。”
在谈到今年蚂蚁集团引发的关于金融技术监管的巨大争议时，张军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的监管准备不足。”他认为，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不仅仅是监管。“我们讨论监管机构如何监管金融技术。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首先要在理论上创新，然后用这个理论来改变我们的思维，然后对监管产生影响。”
“由于技术的影响，时代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宏观经济学根本不谈论区块链。例如，区块链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如何改变我们的信用？2013年，我在上海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科尔斯交谈。他当时给我讲了区块链的情况。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录音整理后，这两个英文单词仍在那里，没有翻译。后来我发表《顶级对话》的时候收录了这篇文章，我把区块链翻译成了“区块链”。那时，我们不知道区块链是什么。整个数字经济的经济原理不同于传统经济。经济学的范式会老化，方法会过时，研究内容会过于传统，基本上与实体经济无关，两者的距离越来越大。”
2015年，张军因其对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经济转型的研究，与林毅夫、樊纲共同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研究和国家转型的过程是高度关联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基础理论和原创研究方面仍然落后。”张军承认，他期待年轻人多做基础原创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