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进出口和跨境电商交易的持续增长催生了大量跨境支付服务需求。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额达到8.47万亿元，同比增长29.2%。其中，中国对一带一路和RCEP贸易伙伴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21.4%和22.9%。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1.69万亿元，同比增长31.1%。
同时，出国旅游和留学也成为两大跨境消费强国，为跨境支付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2019年全国出境旅游人数达1.5463亿人次，消费达17553亿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和旅游消费支出国。留学方面，2020年，由于疫情，全球留学和出境旅游市场遭受重创。但随着疫情的蔓延，留学和旅游消费市场将逐步回暖，这将继续为跨境支付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方面有天然优势。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具有安全性强、效率高、交易成本低等优势，但私人数字货币给监管带来一定困难。根据发行主体的不同，数字货币可以分为央行数字货币(CBDC)和私人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即中央银行，是主权货币的数字表示，由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或其他货币当局)发行，用作其负债。根据应用场景，可以分为批发和零售。前者仅限于银行和国家支付系统的其他成员，而后者可以被公众广泛获得。私人数字货币是由机构或个人发行的非法数字货币，主要包括Libra、比特币、Ethereum、Ripple等。
由于数字货币通常采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采用分布式多节点共识机制，交易记录可以完整、可追溯、不可更改，提高了跨境交易安全性。与传统的电子跨境支付涉及多代理、多费用、长消息沟通和结算时间相比，私人数字货币采用的DLT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跨境支付的结算时间可能缩短至一天以内。此外，据世界银行统计，跨境支付交易成本可降低约7倍。但其分散的特点也使得监管对象难以明确界定，从而为洗钱、资助恐怖主义等非法活动创造了便利。而且，私人数字货币的跨境流通将绕过传统的跨境支付体系，这也给外汇管制和资金流管理带来了困难。
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的信用风险和监管有效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数字货币，即中央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是中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项目。它以国家信用为背书，具有主权和法律补偿的特征。与私人数字货币相比，消费者的信用风险极低。同时，在数字货币央行跨境支付的过程中，监管部门可以根据商户代码和交易习惯判断每个商户的交易场景，并通过数字货币的智能合约进行监控，实现对洗钱、跨境赌博、恐怖融资、军火交易等场景的严格监管。
此外，以央行数字货币为基础的跨境支付网络，将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对平等、自由参与的适度集中体系，将改变当前高度集中的全球交叉
然而，央行的数字货币跨境支付仍然受到互操作性和技术问题的限制。虽然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支付有很大优势，但不同央行政策导致的互通性问题是限制跨境支付应用的最大不可控因素。由于跨境支付过程涉及不同国家的货币类型和跨境支付系统，互操作性是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首要条件。
要实现互联互通，首先要考虑各国央行政策的差异。由于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外汇管制要求不同，跨境支付中的结算方式也不同。虽然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使用可以通过技术提高跨境支付的便利性，但分散模式要求各国统一基础设施，兼容自己的跨境支付系统，符合自己的货币政策。目前这些问题无法通过技术优化解决，成为数字货币央行全面推进跨境支付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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