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什么克鲁格曼和袁隆平的判断是正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国家经历了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世界银行非常重视这种情况。1993年，世行牵头编写并发表了一份题为《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报告。报告称赞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发展是“东亚的奇迹”。编写和出版该报告的目的是总结该地区经济增长的经验，并将其介绍给世界。
但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同意这一点。1994年，他在《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亚奇迹的神话》的文章，指出东亚经济是一只没有坚实基础的“纸老虎”。克鲁格曼明确表示，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句话一发表，就引起轩然大波，克鲁格曼的言论大大激怒了李光耀、马哈蒂尔等“东亚奇迹”地区的领导人。面对愤怒的李光耀，克鲁格曼没有保持沉默。1996年，他在《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坚持原来的观点，提出“亚洲奇迹”只是单纯的“建立在流沙上，迟早会幻灭”。
同年，另一位美国人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出版了一本名为《华盛顿邮报》的书，他是著名的农业和生态学者，被《谁能养活中国》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在这本书里，莱斯特布朗描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前景——。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短缺、快速工业化进程对耕地的破坏和人口的快速膨胀，中国在21世纪初将无法独自养活10亿以上的人口。这本书向当时的世界抛出了一个大问题，“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本书一经出版，其震撼程度不亚于克鲁格曼的《东亚奇迹的神话》。
久而久之，克鲁格曼和布朗的假设，一个被证明了，一个被证伪了。正当克鲁格曼的疑惑如泼一盆冷水在头上，让所有人都为他的胡言乱语而发笑的时候，预言居然实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像海啸一样席卷东亚和南亚。之前嘲笑他，被他的预言激怒的人都闭上了嘴。《流行国际主义》这本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售出120万册，成为经济学领域不可多得的畅销书籍。
相比之下，莱斯特布朗就没那么幸运了。他的演讲一出来，就遭到袁隆平院士的强烈挑战。针对布朗的言论，袁院士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也可以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事实上，正如袁院士预测的那样，中国人已经“坐稳了饭碗”——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粮食展望》报告，2019年全球粮食总产量约为27.22亿吨。按近77亿人口计算，全球人均粮食产量约为700公斤。当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6.6384亿吨，占全球总量的24.4%。按14亿人口计算，中国人均粮食产量约为950公斤，比全球人均粮食产量高出约250公斤。这意味着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
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克鲁格曼和袁隆平院士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布朗和世界银行的判断是证伪的？原因是克鲁格曼和袁隆平抓住了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而布朗和世界银行没有。
克鲁格曼认为亚洲模式只是纸老虎的判断是基于东亚经济增长是粗放型而不是集约型的原因，这种模式注重数量扩张而忽略了技术创新。因此，克鲁格曼进一步得出结论，这个“奇迹”是“建立在流沙上的”，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袁隆平院士之所以敢于“反击”布朗的预言，也来自于他作为科学家对技术进步的信心。正如大北农集团执行副总裁刘石先生在证券时报APP的文章中所发表的那样，“中国粮食增产和能吃饱肚子的主要贡献在于：1。以袁隆平先生为代表的杂交水稻体系及其品种的构建与改良：2.玉米单交种技术等一系列品种，由李先生引进，2号培育而成；3.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先后进口建设16套化肥生产线，先后引进生产农药、杀菌剂、除草剂；4.以小岗村为先导的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5.市场机制的建设和不断完善。”
刘石的归纳和总结相当符合经济学家对增长的分析。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是制度，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路径依赖”，也就是说只有有效的激励机制才会有快速增长，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好制度；第二，投资主要是指劳动力和资本的增加；三是技术进步，其中以袁院士为代表的杂交水稻体系建设无疑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莱斯特布朗显然忽略了这一因素。
总之，克鲁格曼的质疑和袁隆平的反击之所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因为我想被大家接受，也就是“没有技术进步，就没有持久稳定的增长，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