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常被用来形容中年人的困境。在目前的农村养老格局中，用这句话来形容年纪较小的老年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合适的。很多60岁到70岁出头的老人，父母80岁到90岁都要赡养，孙子孙女留在家里赡养，有的还要攒钱给孩子在城市买房提供支持。
处于“夹缝”状态的“二代”面临的困境反映了农村养老的现状：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被弱化，新的养老模式尚未建立，政府、市场、村和家庭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提供的养老服务支离破碎，农村养老机制的完善面临多重挑战。
既要养老，又要帮助儿女养家
湖南省岳阳县荣家湾镇牛皋村位于洞庭湖边。离花家很近的村民赵三来，是村里有名的孝子。他86岁的父亲和83岁的母亲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和他住在一起。
“我家有四个兄弟，每个月轮流照顾父母。大哥家在广东打工，他的孝心是我和老婆做的。当然，那个月的费用还是大哥出。”赵三来告诉记者，两位老人年纪都很大了，每年都要去县城和镇上住两三次院。他说：“现在国家政策好，医保可以报销很多费用。每次自费，大概两三千元。钱不紧，但要有人陪你。”
赵三来和妻子需要照顾他们，还有一对孙子。儿子儿媳在四川工作，孙子孙女留在老家读书。“我儿子和媳妇年轻的时候都想多挣钱。我和妻子将带着两个孩子断奶。”赵三来夫妇早已习惯了“老在人间，孙在人间”的生活。
赵三来和妻子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帮不上作业，于是花了3000元把小孙子送到课后托管，做完作业再回来。这个选择固定了赵三来的活动半径。他说：“我每天晚上八点半接孩子，所以每天只能在附近上班。”
他的妻子负责照顾家庭的食物和日常生活。赵三来种了1.5亩水稻，业余时间在附近打零工，多去工地。淳朴的农民开玩笑说，虽然快到“退休年龄”了，但每年还是能挣点钱。“我儿子会把孙子孙女的学费和生活费寄回去，但绝对不够。我每年会贴出一万多元。”
他对儿子的支持不仅限于此。儿子和儿媳跟他商量，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将来想去县城或者岳阳买房。赵三来没有考虑为自己留养老钱。“如果我省钱，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支持他们。如果不够，我就帮他们借。”
牛皋村党支部副书记欧海红告诉记者，村里的青壮年基本都外出打工或经商，其中64人有两代老人，与赵三来的家庭相似。
据岳阳县民政局副局长陈习水介绍，全县人口72.44万人，60岁以上人口约13.7万人，占18.92%，其中80岁以上人口2.1万人。他说：“类似的家庭在县城农村更常见，以后只会增加很多。”
采访中，一些和赵三来相似的老人开玩笑说，他们是“二代”，——他们是老人，上面有年迈的父母和老母亲。来自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雷老师，常年关注农村老人。她在调查中发现，“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数量明显增加，处于中间阶段的年轻人不得不赡养老人
一是农村老龄化加剧。今年5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城乡老龄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全国60岁及65岁以上农村人口比例分别为23.81%和17.72%，分别比城市高7.99和6.61个百分点。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种城乡差异除了经济和社会原因外，还与人口流动性密切相关，大量农村青壮年就业甚至落户城市，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
二是村庄空心化加剧。记者发现，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地区和偏远农村比较典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部分村庄空心化进一步加深，进城人口不断增加，意味着农村中青年人口的流失。
贺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村庄空心化导致村庄内部社会支持系统逐渐解体，内部结构日益松散。互助养老、支持群众交往、调解养老纠纷、谴责不孝舆论等机制都在“熟人社会”下受到挑战。在湖南岳阳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些留守老人反映，儿子在外打工，多年不回家，不给基本生活费，不履行赡养义务。“反正他不回村，也不怕别人议论他。”一位老人说。
三是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面临挑战。雷在华中地区的很多地方发现，一些老人在大病之后选择不去治疗，他们在去世之后被发现有一定的存款。雷告诉记者，对此。
种选择背后有两种考虑，一方面是子辈要进城买房，孙辈要进城就学，家庭资源有限，要么投向城市，要么投向乡村。留守老人还考虑到治病费用可能极大，加上一旦失去自理能力，也缺乏照顾和尊严，因此选择了把资金留给子孙。岳阳县民政局救助股负责人陈再兴近年来接待了很多想申请低保的老人，“家庭条件其实还可以，有子女赡养，但是子女在城市买房后，每个月要还数千元贷款，家庭压力很大。” 四是养老保障体系的持续完善。“低龄老人既能赡养高龄老人，还能帮助子辈、孙辈，背后是党委政府持续强化和完善养老保障能力和体系，给予了一定支撑。”何倩倩认为，近年来，从农村养老保险到高龄补贴等等，相关养老资源不断下沉，危房改造、安全饮水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升级、集体经济分红等等，对乡村老人的生活质量改善很有意义。 记者在湖南多地农村了解到，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有103元农村养老保险金；分散供养的五保老人，财政每月补贴501元/人，集中供养的五保老人，财政每月补贴748元/人；符合相关条件的残疾老人，每月享有“两项补贴”为140元/人；如果纳入低保，则按不同类别每月有数百元不等的低保金。 何倩倩说：“还有一点不能忽视，自精准扶贫以来，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信息建设加快，老人群体的相关信息，例如人口数量、年龄结构、身体健康状况、住房危险情况、安全饮水问题等，基层政府以前并不完全掌握，如今都建档归类，逐步纳入政府视野中，作为防贫的风险点，逐步得到消除。” 传统养老模式在弱化，新模式未建立 如何为“老二代”减轻负担？中部某县一位民政局局长告诉记者，相对于日益加剧的老龄化问题，政府对乡村养老的支持仍然不够。他以乡镇一级养老院为例，按当地政策，乡镇一级养老院的运营费用由乡镇承担，人头经费、水电费、生活物资费用、维修费等等，每年一般都要40万元左右。很多乡镇难以落实这笔费用，养老院院长只能长期到各级各单位“化缘”，养老院只能提供保底水平的服务。 何倩倩此前在中部某县调研时也发现，当地前些年建设了23个公办养老中心，她调查了其中18个，发现真正运转的是6个，其中5个改制成民营机构，只有1个是政府继续经营。“核心是经费问题，建设是一大笔资金，后期运行投入更大，管理维护的安全责任也大，有的就慢慢停了。” 近年来，也有一些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养老市场。上述民政局局长告诉记者，相关情况也是泥沙俱下，有的步子走得太快，投入大、收费高，不适应乡村消费水平，大量床位长期闲置，难以运营下去。有的浑水摸鱼，甚至出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养老变成“坑老”。 有的地方考虑到尽量不让老人脱离“熟人社会”，由村委会组织，借助村部等场所，创办农村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配备1名专职服务人员及数名兼职服务人员，为留守老人提供日间休息、休闲娱乐等服务。 “前些年轰轰烈烈搞过，刚建的时候，每个村给3万元经费，但现在很多办不下去了，主要原因是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一旦没有专项经费后，就偃旗息鼓了。”一位民政干部说。 “综合来看，政府、市场、村庄、家庭，四方所提供的养老服务基本是碎片化供给，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弱化，新的养老模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乡村养老出现薄弱地带，甚至出现风险点，尤其对有两代老人的家庭带来较大压力。”何倩倩认为。 要推动乡村养老模式尽快建立健全，除了业界呼吁多年的政府加大支持、社会资本积极进入、敦促子女尽责外，受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要做好三个衔接。 一是文化上的衔接。湖南省社会福利与养老产业协会副秘书长龙攀表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有的家庭认为只有无子嗣的、子女不孝的老人才去养老院。何倩倩在调研中，遇到过有的老人被子女送到养老院后，不惜以绝食、绝药来表达反对，“随着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机构养老将成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必须帮助人们尽快转变观念。” 二是规则上的衔接。欧海洪告诉记者，在过去的乡村社会里，子女不赡养父母会受到舆论指责。何倩倩说，村庄空心化加剧，传统办法和规则日渐失效，除了完善相关法律，外部的养老力量也需要在内生规则上与乡村社会相衔接，重新确立一套适应时代变化的规则，这离不开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引导。 三是资源上的衔接。何倩倩表示，现阶段的乡村养老正在经历转型，既不能完全脱离家庭，也不能彻底地靠政府和市场。在养老资源方面，需要厘清家庭、市场和政府的责任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