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仍然存在着诸如合作社发展规模较小、制度不规范、成员合作意识不足、利益联结不紧、资金制约发展等短板，也制约着返乡青年发挥力量。
今年全国两会，由共青团中央委托提交的一份《关于促进农村青年合作社发展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围绕合作社提出问题和建议，再次引发关注。
做大蛋糕，需要补齐产业链
据统计，截至2020年5月，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22.54万家，入社农户超过1亿户。
就整体规模而言，合作社数量和入社农户数量庞大，但现实问题是大部分单体合作社规模有限。《建议》指出，合作社“普遍人数较少、产业规模偏小，缺乏农业产业链的延伸，示范带动作用难以实现”。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冯开文分析，在现有合作社成员构成中，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是主体。
“普遍而言，很多规模较小的合作社实力较弱，缺乏人才、资金，也没有搭建起一条包括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冯开文表示。
2015年6月，山西青年“甜蜜丝路”工程发起人王国峰组织成立山西祁县永刚养蜂专业合作社。
王国峰认为，要推动养蜂产业发展，就要改变过去的小农经济、各自为营的生产模式，把蜂农凝聚在一起拧成一股绳，走机械化生产、信息化管理、规模化养殖之路。
成立第一年，合作社便吸收55户蜂农加入。
然而，王国峰始终感觉合作社规模过小，“这对吸引人才、资金和跨企业合作都产生一定的制约，不利于长远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任大鹏认为，合作社规模过小，导致的后果就是使得资源支配能力不够，“合作社本质是靠规模取胜，团结起来形成规模才能抗拒工商资本、抗拒市场挤压，争夺市场话语权”。
2016年9月，王国峰成立祁县蜂业协会，他们从家庭养蜂作坊入手，将分散的养蜂户整合起来，构建起了“协会+公司+合作社+蜂农”的产业链，不断扩大合作社规模。
在山西青年“甜蜜丝路”工程带动下，祁县永刚养蜂专业合作社从最初成立时的55户发展到2019年年初的344户，实现从一个区域到全省10个县的扩展。
以产业链扩大合作社规模，也是承德瑞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静探索的路径。
2016年，留学归国3年后，张静返乡创业，加入成立5年的兴隆县瑞泰蔬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初，合作社拥有105名社员，种植食用菌。
经过调研、讨论，合作社决定发展兴隆特色林果山楂深加工产业。张静认为，只有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合作社才能更好地发展。
2017年，由合作社投资成立承德瑞泰食品有限公司，通过精深加工、旅游观光等业务的发展，打造形成“种植、研发、加工、旅游观光”一体的山楂产业链条。
张静说，山楂成熟在10月前后，季节性强。“精深加工需要储备一年的山楂原材料，对此，我们建设了1.5万吨规模的冷库，包括速冻库、保鲜库、冷藏库，能够保证果品新鲜、产品供应，同时延长农产品储藏时间。”
冯开文认为，合作社通过组织生产能够克服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组织起来形成规模，便能够扩大市场议价权，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加农民收益”。
做大蛋糕，需要给农民更多实惠
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成员之间普遍实行“按交易额进行盈余返还为主，按股权份额分红为辅”的利益返还机制。
经过调研，《建议》指出，“由于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机制不完善，存在利益分配不清晰、退出难等问题，加上农户合作意识不强等原因，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仅仅充当服务提供者，难以通过深度联结发挥规模经营优势。”
任大鹏认为，对农民而言，合作意识主要取决于农户生产模式，“对小规模农户来讲，首先考虑的是家庭的经济安全。合作意识需要长期培养，只有实现了合作社成员的共同利益诉求，才会加强成员利益联结，增强合作意识。”
在兴隆县瑞泰蔬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保证社员收益，合作社与社员签订协议，每年以超过市场价10%-20%的价格收购山楂。
张静说：“2018年，合作社以高于市场价20%的价格收购山楂，那年山楂开称价是0.7元，我们以0.85元价格进行收购，山楂价格最终涨到1.2元。通过这样一种机制，带动了至少4000农户增收。”
在洛阳中科农村电商合作社，理事长吴迪对共有农场进行商场化改造，将每个大棚和10亩地作为一个商铺，合作社负责管理、渠道，培训后的职业农民负责生产，商铺财务独立核算，利润对半分。
“在合作社里，农民以劳动力入股，合作社以技术和渠道入股。农民按照地租、劳动保障金、利润的5:5分配，总共获得三次分配，合作社真正成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吴迪说。
《建议》建议，“完善土地经营权入股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经营权入股评估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退出机制，加强农户与合作社利益联结，真正实现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
任大鹏表示，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知识产权等多种资源要素作价出资办社入社，探索资金入股、扶贫资金入股、土地入股、技术入股、劳动力入股等多种入股方式，都是可尝试的路径。
青年领创合作社需要特别支持
据调研，如今，资金已成为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瓶颈。
《建议》指出，“合作社成员出资、合作社盈利以及当地政府资金支持，是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资金来源，缺乏资金已成为制约合作社发展壮大的主要瓶颈。”
在贷款方面，自2016年以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组建省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取得一定效果，但和全国合作社需求相比，总体担保水平还较低。在保险方面，由于农业具有高风险、低收益的特征，农业保险发展相对落后，体系仍不完善。
任大鹏认为，由于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由此导致的制度不规范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对于很多返乡青年而言，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仍处在财富积累阶段。”任大鹏建议，从整个宏观政策层面来讲，对于青年领创合作社需要有财政上的特别支持。
“目前，国家更多是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奖励优秀合作社，通过评选各级示范社的方式给予财政直接补助，再就是项目制申请资金支持。”任大鹏说。
王国峰说，虽然政府出台下达相关做好金融服务工作的文件，但是涉农小微型企业由于自身实力限制，金融机构为避免收款风险，对小微型企业贷款会制定各种门槛和限制，这变相增加了小微型企业融资难的困境。
由于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障，王国峰也曾丧失与高校农业院所合作研发的机会。为此，王国峰希望国家积极出台优惠扶持政策，加强对青年返乡创业的财政补贴补助，对发展势头较好的企业，建立特色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对此，《建议》建议强化信贷、保险、土地等政策支持，“指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通过风险分担、费率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切实解决合作社融资难问题。探索适合农村特点的抵押担保贷款，有效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推动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引导保险机构为合作社提供优质农业保险服务，降低经营风险。”
2020年4月15日，中国绿发会蜂巢基金与山西青年“甜蜜丝路”工程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发起“授粉者”计划。
在这一项目支持下，如今，王国峰已将他的计划推广至河南、辽宁、河北三地，成立起合作社青年联盟。
新农人要培养更多志同道合的“老农人”
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其中提出，全面加强乡村各领域人才队伍建设。
但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少青年表示，目前农村网络技术、电商物流以及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自己在销售技能、产品推广、市场分析等方面有很大的培训需求。
《建议》指出，“大部分合作社仍处于单打独斗状态，品牌建设滞后，经营管理水平、服务人员素质都有待提高。”
初与蜂农交往，作为新农人的王国峰及团队的养蜂新理念、新技术，与老蜂农的传统观念及方法之间产生了“交锋”。
“多数蜂户认为我们大学生头脑中的书本知识都是空中楼阁，缺乏实地经验，对我们的最新养蜂技术、授粉技术、蜂产品开发以至经营模式都持怀疑态度。”王国峰说，一些传统的“老农人”宁愿选择信任老一辈土专家的土技术、土办法，也不愿进行新尝试。
任大鹏认为，“囿于传统经验方面的局限，规避风险是农民的天然选择。青年从城市返回农村，较之传统农民视野更开阔，他们掌握农业转型过程中所需的崭新的种子技术、栽培技术、管理技术、机械技术等，拥有对接更广阔市场的能力和冒险意识。”
王国峰说，在目睹合作社养蜂示范户实现了产量提升和收益增加后，之前观望的蜂农纷至沓来，开始接受新知识、新技术。
近年来，为将养蜂技术进一步推广，王国峰团队深入山西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对当地蜂农免费开展新技术、新理念培训，并邀请省内外专家向蜂农传授成熟蜜与巢蜜生产技术及最新蜂病防治办法。
《建议》建议，“支持农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青年专业合作社经营者，开展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和基层农民合作社辅导员培训。”
任大鹏认为，合作社创新发展归根结底在于突破人才培养的瓶颈，“农村创新人才培养要不仅局限于返乡青年群体，也要重视传统农民群体的培养，从生产经营、信任机制、团队合作、利益分配到市场竞争整个链条，都要介入。”
无独有偶，在洛阳中科农村电商合作社，吴迪以智慧农工服务站为抓手，打造“农民技能化培训、工厂数字化经营、农工众创化生产”发展模式，将农民培养成具备职业技能的工人。
吴迪认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需要技术人才。他研发“智慧农工”系统，把复杂技术变成960项动作，全程1583项数据监控，突破种植技术需要20年积累经验的瓶颈，让农民零经验种植高品质农产品。
30天变成“技术员”，60天成为“老师傅”。如今，吴迪在全国50个市建立小康农民讲习所，累计培训乡村技术农工已达50万人次，实现人均增收1.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