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商务部部长王表示，始终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4亿多是中等收入人群，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中国正在构建以扩大内需为基础的新发展格局。虽然中国有14亿人口，但即使剔除疫情因素，近年来的消费增速也在逐渐放缓。这种现象可能是居民购买力下降造成的。购买力下降首先体现在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然后消费不振会一步步传导到生产、流通、销售等部门。中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和收入会受到影响，进一步影响消费。虽然目前国内没有明显的收缩迹象，但压力还是有的。
这个压力来自房地产。用一个城市的房价中位数除以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就可以计算出当地家庭的住房承受能力。按照国际通行的说法，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如果考虑住房贷款因素，住房消费占居民收入的比例应低于30%。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组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房价收入比是33.2倍，上海是31.9倍，深圳是33.5倍。二线城市的杭州、青岛、南京也分别高达15.7倍、13.2倍、18.3倍。根据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的数据，2020年中国100个城市的平均房价收入比是13.2。
2020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高达72.5%，主要是房贷，我国房贷利率也处于全球较高水平。这说明房地产高度挤压了居民的消费力。房价异常是经济高增长和套利投机的产物。当经济增长放缓时，住宅行业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高房价对消费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家庭债务负担加重，还极大推高了消费价格。中国人口高度集中在城市，高房价也会推高商业地产租金，增加商业成本，使房价超过当地收入水平的合理消费水平。有人经常抱怨“三线城市，四线工资，二线消费”，可见收入和价格的关系异常。
根据瑞士银行的研究报告，上海和北京的咖啡价格超过了纽约和日内瓦等发达国家。人们还发现，许多中国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商铺租金成本高，而西方劳动力贵，这说明目前的分配倾向于资本收入而非劳动力收入。比如一线城市的西瓜市场价是产地批发价的10倍，但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收入却很低。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放缓时，就业和收入不确定，而房贷还款和日常消费是刚性支出，会导致很多人开始节约和减少消费。大多数家庭的住房支出远远超过30%，年轻一代几乎不可能靠自己的收入买房。目前我国收入分类将月收入1万元以上列为最高收入群体，没有充分考虑一二线城市的住房和消费成本问题。
扩大内需的最大障碍是过度的住房支出和租金推高消费价格，这将削弱中等收入群体的购买力。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提高收入增长率，同时控制好房价和物价。然而，目前增加收入需要提高经济效率，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另一种方法是降低地租及其在居民支出中的比例，但这涉及财政风险和地方财政问题。
中国正计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关键是要提高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力，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目前，这一周期受到房地产因素的阻碍。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解决年轻人的住房问题，可以有效缓解房价对年轻一代住房支出的压力，探索切断房地产、阻断国内周期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