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电 人才是金融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形势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着力培养和引进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金融科技人才培养和发展问题更加突出。日前，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技术研究中心学术指导、金融科技50人论坛组织的中国银行业协会信息技术委员会发布《我国主要城市金融科技人才发展HOPE指数》(以下简称《报告》)，聚焦市本级金融科技人才现状。
HOPE指标体系从人才基础、制度贡献、政策支持和发展生态四个评价维度进行分析。HOPE指数分为四个主要指标：人力资源水平、产业创新价值(组织)、政策支持(政策)和城市发展生态(生态系统)。
指出，基于我国金融科技人才的发展现状、城市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20个主要城市作为评价目标，即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广州、苏州、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宁波、青岛、济南、南京、天津、武汉、合肥等。这20个城市的HOPE指数如下：
结合城市所在区域，《报告》指出了五个关键特征：
一是城市金融科技人才水平呈现梯队化、特色化发展。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广州位列第一梯队。通过出台多层次金融科技人才政策体系，北京构建了系统的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模式，培育了开放的金融科技企业创新成长生态环境，持续营造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处于全方位领先地位。深圳、上海、杭州、广州在人才基础、产业模式、政策支持、发展环境等方面各有特色和优势，实力也很强。
二是长三角地区金融科技人才集聚效应明显。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框架下，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上海辐射带动、杭州错位发展、其他城市特色鲜明的金融科技人才发展格局。
三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人才的多极化发展。深圳通过“政策引导型产业集聚”吸引金融科技人才集聚，发挥创新和人才引进优势，弥补人才基础劣势；广州在人才基础、产业模式、政策支持、发展环境等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与杭州形成了明显的竞争态势。
带动西部金融科技人才集聚的是川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在经济金融产业发展、城市发展环境等方面持续发力。其对人才的吸引力也在不断提高；重庆继续加强基础人才培养和专业人才开发，在人才基础和资源方面更具支撑性。未来，两市对西部地区金融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城市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中部五市等地区也有金融科技人才发展的潜力和亮点。如长沙、Xi、南京、武汉等城市高校数量较多，科技从业人员和金融从业人员已形成一定规模，培养转化为金融科技人才潜力巨大，金融科技产业差异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
四是发展环境有限。部分城市对创新人才吸引力不强，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环境不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路松表示，金融科技人才的流入是城市人才吸引的“风向标”，无论是人才净流入还是薪酬水平都具有典型的“马太效应”。同时，人才是金融科技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动力。金融科技产业是金融科技人才聚集的载体，人才的创新贡献是衡量城市金融科技效率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