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源祁鸣——浙江山地文化考古特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距今1万年左右，分布在浙江金渠盆地的商山文化早期遗迹，考古发现有屋址、柱洞、焖土面、灰坑等遗迹。其中反映了聚落生活，镰刀状的石刀疑似作为收割工具，石锤和凿子用于砍伐和加工木材。焖土残渣中发现大量碳化稻壳，通过浮选发现碳化大米。从陶片表面观察，陶土中混有稻壳，可以推断当时水稻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植物。
以上发现揭示了商山文化的先民应该已经开始实施一些农耕做法，如砍伐、焚烧植被开荒、播种水稻种子、安置和管理稻田、水稻成熟时用专用工具收割等等。如果是这样，稻作农业的起源或初始阶段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
农业的起源是人类、动物和植物共同进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与一些动植物的相互依存关系逐渐加强，最终这些动植物进化成了只有借助人类才能正常繁殖的特殊物种，即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相应地，人类社会也演变成了一个必须依靠农作物、畜禽作为基本生活资料的技术社会阶段，即农业社会。农业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突变。这个过程是典型的水稻种植。
稻作农业的起源经历了几千年：大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中下游的远古人类开始定居并种植水稻，标志着稻作农业的出现；直到大约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终于取代了采集狩猎活动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标志着稻作农业社会正式形成。
大约8000年前是稻作农业起源的关键阶段。目前，现阶段发现的相关考古遗址有：湖南礼县蓬头山遗址、巴什当遗址、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嵊州小黄山遗址、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邓州八里岗遗址等。这些遗址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水稻遗骸。此外，在进行系统浮选的地点还出土了稗草、飘飘草、萤火虫等稻田常见杂草。杂草是一种以人工生境为生长环境的特殊植物类群，其中田间杂草伴随着人类耕种的农作物，因此遗址出土的田间杂草可以间接反映农业生产情况。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考古遗址中还广泛出土了野生动物遗骸和植物遗骸。比如在佳湖遗址发现了无数鱼骨和鹿、牛、兔等野生动物的遗骸，通过浮选出土了菱角、莲藕、栎果等食用野生植物的遗骸。浮选结果的定量分析表明，与采集到的野生食物资源相比，出土的水稻遗存没有明显优势。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经济主体仍然是采集狩猎(渔猎)，而水稻种植和家猪养殖只是辅助，农耕形态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处于稻作农耕社会形成的早期阶段。
从7000年到6000年前，它还处于从采集狩猎到水稻种植的进化过程中。属于这一阶段的考古遗址数量众多，其中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和田罗山遗址最具代表性。和睦、田螺山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植物遗存，其中包括数量惊人的水稻遗存，以及大量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如荸荠、芡实、莲子、柞树果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田螺山遗址几个贮藏坑出土的橡木果实。麻栎作为淀粉类食物，与大米在收获季节、食用方式、营养成分、储藏功能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对于人类来说，这两种食物是可以替代的。如果其中一个可以完全供应，就没有必要获得另一个。槲果含有苦味单宁，去除过程复杂，所含蛋白质和纤维粗糙，口感差，不易消化。因此，如果人类能够收获足够的水稻，就没有必要采集栎类果实作为食物。大量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遗存，特别是橡树果贮藏坑的发现，表明虽然水稻的农业生产在河姆渡、田螺山遗址古先民的生计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收获的水稻不足以养活村民，野生植物资源仍需采集。
直到大约5000年前，稻作农业才最终取代采集和狩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与早期的考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数量在5000年前左右突然急剧增加，环太湖特别是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极其密集，说明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人口明显增加。在人类发展史上，人口的增长率受基本生活资料增长率的调节和制约。如果一个特定地区的人口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突然大量增加，一般与基本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的根本转变密切相关。因此，良渚文化时期的人口增长现象应该与稻作农耕社会的建立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只有依靠相对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才能维持聚集在相对狭小区域内的大量人口的生存。
考古还揭示了一个壮丽的良渚古城和一个5000年前的区域性古代社会群体，它可以常年招募大量劳动力从事与生产基本生活资料无关的建筑劳动。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良渚文化时期的水稻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农业生产的劳动效率提高了，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提高了，所以只有一部分从事水稻种植的成员才能为整个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经过几千年的演变，中国的稻作农业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稻作农业体系，包括稻田耕作技术、节气和历法、粮食加工方法以及烹饪和饮食习惯，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因此，从中国古代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可以看出，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是一脉相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