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范进士第一次去敦煌，以北大考古专业学生的身份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前身)。在路上，她总是想象着两个传奇，常书鸿和段文杰。“他们喝了洋墨，却放弃了大好人生，跑到西北大漠守护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院应该是一个浪漫壮丽的地方”。
可是一下车就傻眼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个个面黄肌瘦，穿着白色的衣服，跟当地村民一模一样。尽管生活条件艰苦，范进士进入洞穴后，看着墙壁上五彩缤纷的壁画，却忘记了一切。
1962年，也是敦煌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拨出巨资启动敦煌莫高窟南窟危崖加固工程。为了配合工程，考古遗存需要挖掘清理，但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专业考古人员。就这样，范进士毕业时正式去了敦煌。
“敦煌是我的宿命。”83岁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范进士说。
1938年7月9日，杭州人范进士生于北平。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热爱中国古典艺术文化，希望女孩子也能读诗、读书，因此被评为范进士。当时北平已经沦陷，范进士一家去了上海。小时候，她见证了什么是“十里洋场”，也见证了无家可归的人。1945年8月，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7岁的范进士激动得中国终于可以摆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受父亲的影响，范进士特别喜欢去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知道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文物。高中毕业填报大学志愿时，范进士没有征求父母意见，主动填报北大；进入北大后，他不假思索地主修考古学。当时她不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会和敦煌一样。
父亲送范进士到敦煌工作时，他说：“既然是你的选择，那就好好干。”。“父亲的话让我彻底长大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范进士说。
范进士24岁从未离开敦煌。60岁时，她接替段文杰，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相继宣布实施；从壁画病害防治到悬崖加固，从环境监测到沙尘暴治理，敦煌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范金石大胆着手建立“数字敦煌”:一是建设数字敦煌壁画信息库；二是想办法把洞窟、壁画、彩塑以及一切与敦煌有关的文物加工成高层次的智能数字图像，让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让游客“洞外见洞窟”。
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季羡林用一句话称赞了范进士：功德无量。
世界上曾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把敦煌学带回中国，是几代学者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季羡林、常书鸿、饶宗颐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领导下，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学者在国际敦煌学领域走在了先进、领先的位置。”范进士说。
对于敦煌学的未来，范金石认为，敦煌学应进一步发掘利用敦煌文化遗产资源，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助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敦煌学的发展不能局限于学术圈，要让敦煌文化遗产走出洞窟，走出敦煌，走出全国，走出世界。
范进士当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出差从来不带秘书，就带了个箱子就走了。对于那些刚来这里工作的年轻人，范进士告诉他们：“到了敦煌，只能不断摸索。”令范进士高兴的是，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成了“脱不了干系的莫高窟”。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如果有一天我离开敦煌，大家都能说‘这个老太婆为敦煌做了实事’，我就心满意足了。”范进士说：“是命运给了我这样一个来到敦煌的机会。现在，可以坦率地说，我为敦煌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是最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