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国内知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中心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安阳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继根一直关注并参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他前两天刚从三星堆遗址回到广东。
三十五年前，唐继根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专案组成员，视察了当时正在发掘的三星堆遗址，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唐继根看来，要解开三星堆祭祀坑的秘密，需要全面了解3000年前的中国古代，包括甲骨文。“关于三星堆，我的解读可能已经揭示了古蜀人的秘密，三星堆的秘密是可以解开的。”唐继根告诉记者。
35年间持续调研三星堆
1986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唐继根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随后作为四川专案组成员参观了三星堆遗址。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文物1000余件，震惊世界。在接下来的35年里，唐继根几乎每年都来三星堆考察。
2021年，四川考古学家在1986年挖掘的两个祭祀坑附近又发现了6个祭祀坑。唐继根认为，八个祭祀坑的年代大致在3300年到3000年之间，可能是分批埋藏的，坑与坑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其实六个新揭露的坑里的文物，大部分都是以前发现过的，更像是“反复发现”。“新祭祀坑的发掘并没有颠覆学术界对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判断和性质认定的长期认识。”唐继根说。
到目前为止，三星堆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已经出土了数百件文物。当他再次来到三星堆时，唐继根整天“泡”在发掘现场，舍不得离开。他最大的感受是，不像80年代的抢救性发掘，这次有很多高科技帮：在发掘现场建起了保护性的温室，实验室“搬”到了考古现场；每件文物都被赋予一个唯一的二维码，比如文物的“身份证”。传统的考古方法已经和现在不一样了。
8个坑应称为“祭祀遗存坑”
唐继根说，围绕三星堆神器坑，学术界提出了“祭祀坑”、“宝藏坑”、“誓言坑”、“复仇坑”、“火葬墓”等各种讨论，而大多数学者则主张称之为“祭祀坑”。
在唐继根看来，“火葬墓”的说法一开始并不成立，因为坑内并未发现人类遗骸，出土文物乍一看也不是陪葬品；“质押坑”的说法也说不通。我国发现的质押坑一般都是在玉器上写誓词，所谓的质押书埋的坑也很浅。三星堆坑埋得很深，坑的形状也不一样。其中，器物包括象牙、青铜器、海贝、虎牙等复杂品种。
至于“复仇坑”，那就牵强了。唐继根说甲骨文中确实有商伐蜀的记载，但不能说三星堆的坑就是这段历史的反映。虽然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雕像表面上有商代文物的风格，但这个雕像实际上与真正的商代铸造的青铜雕像不同。三星堆的青铜造像不仅有明显的砂眼，而且在雕像的肩部铸有“立鸟”。所以说这些青铜雕像是古蜀国和商朝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是没有意义的。
以前有一种说法，说三星堆的坑是蜀王杜预打败郁夫后放火烧的。按照唐继根的说法，之前只有两个坑的时候这个说法是“合理”的，现在有八个坑了，显然需要另找答案。
在唐继根看来，要了解三星堆，光了解四川考古是不够的。长江中游的考古资料和商代的考古资料要结合起来。唐继根认为“祭祀坑”的理论相对合理，但如果用更严格的概念来表述，应该叫“祭祀坑”，因为三星堆出土的不仅是器物，还有和器物一样重要的“现象”。比如象牙的灼烧痕迹，青铜器的“破碎现象”等等。唐继根目前正在写一篇关于八坑性质的学术文章。
8个坑的“位置”或有特殊意义
35年来，唐继根一直在努力学习三星堆。他告诉记者，三星堆文物不是孤立的。从1998年开始，唐继根就把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复制品放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观察了很久，反复摸索推敲，找到了规律。“我想我可能窥探到了祭祀坑后面古蜀人的秘密。”
他说如果是祭祀坑，坑里出土的文物应该是相互关联的。这些发掘可以按照受害者、祭祀、祭祀、祭祀的类别进行观察。
唐继根介绍说，三星堆的八个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古城南北中轴线的南段，面积3.5平方公里。它们的大小略有不同，似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或专门的区域。有学者此前称之为“祭祀区”；八个坑大部分是长方形的，也有一些是正方形的。仔细观察，似乎成对匹配，成对出现，形成特定的空间布局。由于这些坑的年代可以在商代晚期确定，参照商代古城的布局就可以理解其“选址”的意义，而：座商代古城的南北中轴线南段可能是一个重要位置。以环北商城为例，环北商城是商代中期的古城，相当于三星堆八坑的年代。在城市南北中轴线的南段，有全市最大、规格最高的建筑基地，即环北商城一号楼、二号楼。发现这两处建筑很可能是商代中期的祠堂。大量甲骨文证明商代人经常举行盛大的祭祖活动。唐继根认为，如果将三星堆神器坑的年代和空间位置与商代神器坑进行类比，这些祭祀坑可以理解为“关于祖先精神的民族祭祀仪式的遗存”。
根据唐继根的进一步分析，参考甲骨文记载，3000年前的祭祀活动应该是一个庄严、隆重、复杂的过程。完整的祭祀活动至少包括“被害人”、“祭祀被害人”、“祭祀器皿”和“祭祀方法”。因为大部分的鼓头尺寸都比较大，加上它们的瓦形和额头、下颌常见的穿孔，说明使用时也要挂在高处。一些鼓形面具在前额前也有方孔，这可能是最初使用的
安插类似流云纹额饰,可见他们代表的也是“受祭者”;纵目面具之所以体量额外巨大,或因为他是蜀国的开国君主“蚕从”,其他受祭者可能是“蚕从”之后的其他蜀王。据甲骨文记录的商王朝祭祀,除祭祀始祖“成汤”之外,常常也祭祀列祖,学者们习惯称之为“合祭”。此外,出土的大立人像则是“主祭者”,其服饰庄重,还戴了兽面冠,表情肃穆。还有其他一些带“动作”的人物形象,如青铜顶尊人像、青铜执璋人像、青铜跪坐抚腹人像等,应均为“从祭者”。
“祭祀坑并非全是谜团”
唐际根表示,将“受祭者”与“祭祀者”相关联的,便是青铜树。此树的底座高0.37米,分三个“面”。每个“面”都呈“山”形。树高3.59米,成长于山顶。长于山巅的大树,其高度是“山”的近10倍。因而完全有理由相信,制作者要表达的是:这株比大山高近10倍的树是向天生长,直达天穹的;另有1件小型青铜树,出土时全器遭焚烧,残为数截,树座无存,难以完整复原。但可观察到此树的主干之上有三股绳索状树枝。其中一树枝的顶端存有花果。果实上赫然站立着“人面鸟”。这可理解为,“人面鸟”栖落树顶端花果之上,正在俯瞰人间,甚至在享用供品。“人面鸟填补了青铜树与纵目面具之间的关联,再次证明祭祀者与受祭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青铜树建立的,而立人像等作为祭祀者,瓦形面具作为受祭者的假设是完全成立的。”
综合来说,出土器物中有一部分是古人很难获得的物品,如象牙、海贝、铜尊、玉璋、虎牙等。以四川的地理位置,海贝很可能来自印度洋,或至少属于“远程贸易”物品,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这些器物的珍稀性,决定了他们具备作为隆重祭祀场合祭品的条件。
唐际根告诉记者,大立人像表现的是衣着华丽表情肃穆的主祭人将象牙抱持于胸前;跪坐顶尊人像,表现铜尊被跪坐在高台上的人高高举起、顶在头部;还有跪坐执璋人像,玉璋被跪坐之人双手挟持奉于前方……这些形象,显示了特定场合人们举行祭祀的“祭法”。因而唐际根认为,三星堆祭祀坑里的遗物,是一场大型燎祭的结果,焚烧后掩埋,是古蜀国祭祀的一种方式。“三星堆祭祀坑的秘密是可以被解开的,不能停留在器物坑层面上,要对它进行定性,并非像有些专家所说全是谜团。”
三星堆文化见证“多元一体”
三星堆考古全球瞩目,但纷繁芜杂的消息也让人眼花缭乱。有人说三星堆之前出土的一些文物与中原文明风格迥异,似乎是来自域外。唐际根认为这种观点“以偏概全”。他表示,三星堆文化的确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3000年前包括长江、黄河、印度河在内的广大地域,文化交流是平常之事。三星堆文化受到多个地域的不同文化的影响,但主要的影响来自长江中游和中原地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人像、青铜树等的确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不同,但若将这些高鼻凸眼的人像与希腊、两河流域以及印度哈拉帕文化中的人形比较,同样全然不同。事实上,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几乎完全来自通过长江中游折转过来的中原商王朝,而技术的背后是制度。唐际根认为,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青铜文明、中原商文明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他们面对中原文化作出选择,保留自身传统,吸纳先进文明。这便是考古学者常说的“多元一体”。
唐际根表示,要科学认识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意义。随着大量青铜器出土,许多人以为这批祭祀坑所代表的青铜文明要追溯到4800年前。殊不知,三星堆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发展历程中的短暂阶段。其年代相当于距今3300年～3000年间,相当于中原商王朝的中晚期。因而它只是整个三星堆文化较晚时期的“局部”。“所以从青铜文明的发生时间看,三星堆文化并没有碾压传统的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唐际根说。
当然,三星堆的青铜器也有其独特之处,比如它有不同的造型,像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树株最高(3.96米)的青铜神树,国内现存年代最早、最大(2.62米高)的青铜立人像,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青铜纵目面具,这些在国内其他地区没有见到过。三星堆青铜器凭借其奇特的造型、庞大的体量,在中华文明的青铜体系里占据重要地位,让人惊叹于古蜀国的“豪气”。
在唐际根看来,三星堆考古意义重大,足够耀眼。首先,三星堆遗址发掘,见证了古蜀国的存在,见证了在中国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上曾经存在着一个发达的青铜时代古国。这就为古蜀国的存在找到了考古学证据;其次,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三星堆遗址发现有绿松石铜牌饰、玉牙璋、玉戈、蜗旋状玉器、陶盉等,这些在二里头遗址中也有发现,这些器物,应是二里头文化晚期由中原传入蜀地或者受二里头文化技术与制度影响之下在四川本地生产的。过去国外都认为古蜀地区与中原文化是相对封闭,没有什么关联的,但三星堆的发掘证明,古蜀国的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综合体中的重要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