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破”与“立”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基础上，强调“先立后破”，是经济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应有之义。
我国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制约，对化石能源依赖程度较高，低碳转型任务更重、更具挑战性。个别地区在推动能源转型过程中，存在“未立先破”的现象，未能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坚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妥善处理能源转型、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之间的关系。金融机构应持续提高对绿色低碳经济活动的识别能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金融风险，避免简单机械的“去煤化”和“运动式”减碳，助力绿色低碳发展行稳致远。
二是自愿性与强制性的关系。逐步由自愿走向强制，是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大趋势。既要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自律，也要监管部门的他律。金融机构和企业应当自律，强化碳核算和环境信息披露的意识和能力，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更要走在前列，不但做好自身碳核算和环境信息披露，还要带动所投资企业逐步做好相关工作。监管部门要推动逐步实现强制、全面、定量的环境信息披露，探索建立碳核查第三方机构专业资质认证和核查评价标准，切实提高数据质量和可信度。
三是标准制定和监管约束的关系。标准制定和监管约束是实现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两只手”。标准制定是实现事前“引导绿”的重要抓手，监管约束旨在划定“负面清单”和行为“红线”，二者缺一不可。过去6年，全球绿色金融标准快速发展，国际社会正在努力推动全球主要绿色金融标准兼容。
相比之下，强化监管约束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绿色金融不仅是体现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加分项，还是防止不转型和慢转型的约束项。目前，绿色金融的基本框架和业务模式已经较为清晰，激励性政策举措的覆盖范围明显扩大。如果监管约束长期不足，不仅不利于激励约束机制发挥效力，还可能引发道德风险。我国金融机构资产中，高碳行业信贷资产占比较高，气候变化和低碳转型会对财富格局和资产管理行业影响重大。一些金融机构过快退出化石能源等高碳资产，将增加转型风险；如果过慢退出高碳资产，既不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同样也会加大金融风险。对此，应通过强化金融监管、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等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按照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要求，不断提升绿色金融能力水平，支持经济有序低碳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