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塑令风口上的“可降解”爆发
纸质吸管、木质餐具、可降解塑料袋.自今年1月1日塑料禁令正式实施以来，各种传统塑料产品的应用替代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其中，成本更低、体验更好的可降解塑料产品成为市场新宠，迎来了井喷。
“完全供不应求！”多家可降解塑料供应商告诉记者，整个行业的最大生产供应量仍然难以满足集中的市场需求，行业内很多供应商现有的订单交货期已经定在3月底。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被禁的塑料订单。根据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2020年1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塑料禁运令分为2020年、2022年和2025年三个时期，明确了分阶段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任务目标，塑料制品禁运令的范围和力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塑料限购令。按照计划进度，到2020年底，部分地区和领域将禁止和限制部分塑料产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然后逐步扩大实施范围。
“预计到2021年底，可降解塑料市场的供需状况将大大改善。”工程塑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总工程师季俊辉告诉记者，“但值得警惕的是，已经规划建立的产能已经很大了。如果资本和工业继续无序流动，到2022年底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
从长期忽视到集中爆发
从“限塑”到“禁塑”，政策在加速可降解塑料的渗透节奏。2013年至2019年，中国生物降解塑料市场规模逐年扩大，行业需求从2012年的22万吨增加到2019年的52万吨。2019年，中国生物降解塑料市场规模为61.47亿元，同比增长19.59%。
在塑料禁令下，可降解塑料袋最先满足了需求。《意见》指出，到2020年底，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包和外卖服务和各类会展活动中，将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并在市场上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自2020年底以来，我们每天都接到客户打来的想要订购可降解塑料袋的电话。不过，由于目前的产能和年底，工厂已经满负荷生产，订单已于3月份下达。”万冠塑料(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郝家华告诉记者，“其实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做准备了，2020年6月就已经推出了比较成熟的可降解塑料袋，但是当时给客户宣传的时候，客户基本都是持观望态度。直到12月份左右，我们才收到一份相对明确的可降解塑料袋订单。”
成本翻倍是市场观望的主要原因。在普通塑料袋的替代产品中，无纺布袋和纸袋的成本价高于可降解塑料袋，可降解塑料袋的成本价几乎是普通塑料袋的2到3倍。“考虑到成本，在保单尚未落地的地区，客户更换的意愿并不太强烈。”郝家华表示，“我们的客户主要是连锁店，明显感觉江浙沪的客户反应比较快，会为企业形象和政策的双重考量做前期准备。但更多的客户还是感受到了政策压力，看到抽查和罚款后就开始准备。”
餐饮业也采取观望态度。《意见》提出，到2020年底，全国餐饮业将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吸管；餐饮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餐具
“关于可降解秸秆，国外早在2008年就迎来了市场需求的爆发，但国内需求直到2020年底才爆发。”国内秸秆行业领军企业浙江义乌双通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黎二樵告诉记者，“其实早在2007年，我们就开始生产可降解塑料秸秆，但是已经销往国外。因为国内需求一直低迷，国内业务线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事实上，在塑料禁令出台之前，国内可降解塑料市场一直不温不火。根据CICC咨询的数据，从2012年到2016年，国内全生物降解塑料的市场规模一直在30亿元以下，年增长率不超过10%。直到2018年，市场规模才大幅增长。
很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可降解塑料行业起步不算晚，但由于长期市场需求低迷，可降解塑料原料及产品产能有限，整体行业发展缓慢，部分早期企业因长期订单不足被迫转型。
“2018年底，一批可降解产品企业倒闭，原因是市场供大于求，生产严重过剩。直到现在，很多公司都因为上一次破产而对入市持谨慎态度。”黎二樵说：“在秸秆类中，纸质秸秆的价格是普通塑料秸秆的2到3倍，PLA可降解秸秆的价格是4到5倍。高成本是可降解秸秆在中国难以推开的重要因素。”
“在今年实施塑料禁令之前，国内对可降解材料的需求很小。我们的原材料百分之八十销往国外，在国内年销量只有一万吨，而且有一大部分是国内中游加工企业生产成成品后也销往国外。”金发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郭德凡告诉记者，作为全球三大生物降解薄膜原料，亚洲第一龙头企业。
在市场一次次观望之后，是政策落地期的订单集中爆发。
“2020年12月，我们的订单同比增长了300%，每天为市场生产约20吨可降解秸秆，但供应仍然短缺。”
李二桥表示，“目前我们正在开足马力赶制订单，超过九成车间产能全部用于生产环保类吸管。”“塑料膜袋产品在每年春节前是固定旺季，今年叠加禁塑令政策，我们可降解塑料膜袋产量已经有了两三倍的增量，仍然供不应求。”郝家骅表示，“目前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供应都出现了紧缺情况，我们作为中游加工商，也无法迅速提升产量。”
可降解产品的火热迅速传导至上游可降解原料市场。目前可降解塑料的主要原料PLA、PBS、PBAT等均出现紧缺，引发了20%～30%的价格上涨。
“目前由于供求严重不平衡，可降解行业全链条从原料、加工到终端零售价，均出现了两至三倍的价格上涨。”工程塑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总工程师季君晖向记者表示，“以PBAT为例，2020年11月时价格在19000元～20000元/吨，如今市面报价已突破28000元/吨。但可以预见，许多企业和项目的产能投放后，市场供求得到缓解，价格会回归到理性区间。”
急缺统一标准
政策与市场双双发力之下，可降解塑料行业的市场空间巨大。华安证券研报指出，中国此次推动的全国范围内的禁塑政策将拉动可降解塑料国内需求稳步增长。到2025年，预计中国可降解塑料需求量为238万吨，市场规模可达477亿元；到2030年，预计需求量为428万吨，市场规模可达855亿元。
在可降解塑料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背景下，由于各地区缺乏统一的生产监管标准，市场内涌现出一批质量参差不齐的可降解塑料产品，打着“可降解”的擦边球，以低于正常可降解塑料产品的价格流通。“目前国内的可降解塑料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需求爆发点，市场内一哄而上、鱼目混珠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占杰向记者指出，“现在有一些新型可降解材料品种存在技术争议，号称可降解，但并不能最终达到降解标准。”
由于非可降解和可降解材料之间存在巨大的价格悬殊，中间地带便出现了足够的“商机”。广义上的可降解塑料中，除了以PLA、PBS、PBAT为代表的生物降解塑料，还有可以机械性分裂的塑料，如光降解、生态降解、热氧化降解等“伪降解”塑料。
光降解塑料指材料在光的作用下会自动降解。很多光降解塑料是在材料中添加光敏剂，在光照条件下成为更小的粉末。另一些所谓的可降解材料是添加了一定比例的淀粉，通过淀粉的生物降解使材料物理性能崩溃，分解后的PE、PP、PVC等不但无法被环境吸收，反而因为肉眼不可见会一直残留在环境中，造成更大的危害。
“这些伪降解塑料实际上是传统塑料材料+各种添加剂合成，最终实际降解率低，并不满足可降解产品需求和生化标准。”季君晖向记者指出，“判断一种材料是否为可降解，需要看三个指标：相对降解率、最终产生物、重金属含量。有一项不达标，严格上都不能算作可降解材料。”
事实上，这些“伪降解”塑料能够在市面上流通，是因为国内尚未出台针对可降解塑料的强制性统一标准。在可降解塑料领域，现行的产品标准有GB/T 38082-2019《生物降解塑料购物袋》、GB/T 18006.3-2020《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GB/T28018-2011《生物分解塑料垃圾袋》等。还有一些产品使用GB/T 21661-2008《塑料购物袋》、GB 4806.7-2016《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或企业标准。因此，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采用不同标准生产出的“可降解”塑料，普遍存在品质不一的问题。
直到2020年9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制定的《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分类与标识规范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才明确要求生物降解率应≥90%，且其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等其他条件必须同时达标才算作可降解塑料。目前《指南》是行业内较为公认的《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分类与标识规范指南》，但也存在认证规范问题，如“双j”标识谁能使用、如何认证等，需要进一步完善。
“目前《指南》只是指导行业标准的一个阶段性文件，还需要尽快完善一套统一标准来解决现存争议和问题。”王占杰表示，“我们需要能够从技术上、方法上让大家能够判断一种材料是否属于可降解范畴”。
“我非常希望环保部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技术指导标准和文件。现在各个省推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各省之间质量要求不一致，这会对行业产生致命打击。”季君晖向记者表示，“目前已存在三个问题：第一，禁塑令推行覆盖面远没有达到政策要求。第二，由于至今没有对可降解、替代品的定义出台清晰的指导意见，整个市场情况比较混乱。第三，由于短期内供不应求，很多厂家、商家趁机哄抬价格，影响了行业生态。”
警惕市场过热
伴随禁塑令的推出和落地，可降解塑料相关企业在二级市场获得广泛关注。东方财富数据显示，自2020年1月20日出现“降解塑料”板块以来，相关指数至2021年1月25日已上涨约38%。而自2021年1月1日新版限塑令实施以来，金发科技、金丹科技、中粮科技等概念股股价上涨幅度超过10%。其中，可降解塑料龙头金发科技2021年1月16日开盘价达26.32元/股，创近十年来最高纪录。
股价飘红的背后，是各企业在可降解塑料领域的密集布局。金发科技作为亚洲唯一完整掌握聚合、改性及终端应用核心技术的完全生物降解塑料生产龙头企业，在2020年上半年宣称正加紧建设新产能和开发新的生物降解塑料以应用于更多领域，预计在建6万吨PBAT(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生产线新建产能将于2021年投产。
“对比去年同期，我们今年1月的产量已经增长了10倍。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产能将达到18万吨。”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郭德凡告诉记者，“我们的生产技术要求在业内很严格，生产合格率一直很稳定。但并不是全国各地区企业都按照这么严格的要求进行生产的，所以市场上严格生产的产能其实是不够的。”
不仅是行业龙头。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今年宣布签约一项年产60万吨PBS类生物可降解塑料项目，也是国内规模最大、产能最高的可降解新材料项目。同时，山东有两家意向开工的在建企业也宣布规划了年产30万吨PBAT项目，预计今年投产的已有四川广安宏源科技有限公司10万吨PBAT项目、山东睿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6万吨PBAT项目和珠海万通6万吨项目。此外，金丹科技、长鸿高科这两家刚刚于2020年登陆A股市场的公司，也先后展开可降解塑料布局。2020年12月29日，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入股专业生产聚乳酸(PLA)的海正生物，布局高端聚乳酸(PLA)可降解材料。
新入局者正在大量涌入。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国内目前经营范围含“生物降解、光降解、化学降解、可降解”，且状态为在业、存续、迁入、迁出的可降解相关企业近8400家。其中，2020年新增可降解相关企业近2300家，较去年同比增长38%。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22年底出现严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非常大。”季君晖直言，“目前已经立项和有意立项的产能已经非常大，如果还一味鼓吹紧缺、放任热钱流入，很可能会把行业做乱。现在已经有一些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蹭热点，拿这个事在资本市场上获利了。”
事实上，市场过于聚焦的可降解塑料产品，只是禁塑令呼吁的塑料污染的解决方案之一。《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指出，基本原则之一是以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为导向，研发推广性能达标、绿色环保、经济适用的塑料制品及替代产品，培育有利于规范回收和循环利用、减少塑料污染的新业态新模式。
“加快建立和实现回收塑料的高质化回用，是更值得重视的解决方案。”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占杰向记者表示，“以往中国还需要从国外进口每年500万～800万吨的废旧塑料，耗费极大资源。现在中国不再进口废旧塑料，每年能消化国内800万～1000万吨的废旧塑料，完成资源再利用。但目前来看，废旧塑料的高质化回用的回收、再生产两个环节，还需要加大建设力度，这将对国内塑料垃圾的治理起到极大作用，也更符合禁塑令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