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缓解技术工人的断层危机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今年第一季度最缺工作的100个职业的名单。这100个职业岗位需求达到166.5万人，求职人数60.9万人，求职比例超过2.7。从结构上看，近七成新上市职业与制造业直接相关。2004年，中国沿海地区首次出现“技术工人短缺”，引发学者争论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到目前为止，随着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劳动力供给主体的变化，“技术工人短缺”有以下新趋势和特点。
第一，数量和技能不足。据官方统计，我国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制造业技术工人数量与求职者数量之比大于2。不仅数量短缺，而且中国还面临着技术人员的结构性短缺，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的短缺。虽然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到2020年，整个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仍高达近70%。此外，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接受义务教育，接受过专门职业教育的比例不高。第二，年轻工人短缺。技术断层之外的技术工人年龄断层是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上一代工人年纪大了，新来的年轻人却不愿意进厂，工人老龄化现象严重。根据农民工调查报告，2017年50岁以上农民工比例首次超过20%，之后每年增加1%~2%，2020年为26.4%。第三，稳定性差。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从季节性就业到月就业再到日、小时就业，短期就业趋势越来越明显，工人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增强。这种流动性是劳动者用脚投票，不断试错的结果，也可以开阔眼界，增加机会。但这种流动性也导致年轻员工在技术学习上比较懒惰，相应的，企业也缺乏投入资源培训员工的动力。
毫不夸张地说，在最缺乏工作的职业名单背后，是技术工人的数量、技能和年龄存在缺陷。“技工荒”，也叫“缺工”，早就和它本来的含义和特点大相径庭了。问题是怎么形成的？笔者认为，这是产业转型过程中熟练劳动力供求的相互影响和促进造成的。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主体发生了变化。从近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劳动者供给主体实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个是从城镇劳动者稳定就业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个是从第一代农民工到第二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与父母相比，物质基础有所提高，个人意识和诉求更强。他们不愿意忍受工厂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枯燥的低端体力劳动，不认同工厂的管理方式。而自由、灵活、技术门槛少、收入不低于零工的经济被更多的年轻工人所选择。这无疑加剧了技术传承断层的形成。
另一方面，从劳动力需求方面来说，大多数企业在世界工厂的逐底竞争中赚取微薄的利润，面临着不涨工资就找不到人，不涨工资就无法盈利的困境。在“技术工人短缺”的背景下，企业招聘成本不断上升，招不到或留不住。一些紧急的生产任务必须由短期工人来补充。当企业
鉴于此，产业转型过程中劳动力供求的适应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缓解危机的余地。政策方面，要完善技能提升的激励机制。改革开放前，工人与企业有稳定的劳动关系，工人的技能在“师徒带徒”的模式下逐步提高。在激励制度安排下，比如8级工人的技术等级制度，等级与工资的严格挂钩，8级工人的工资甚至高于厂长。但之后这种传统模式逐渐被颠覆，技能和工资逐渐松动，企业也坚持绩效导向，通过计件工资实行以产出成果为基础的工资制度。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国家出台的一些技术评估激励政策，地方政府和企业并没有很好地执行。比如有的企业在按政策申请培训补贴时遇到了障碍，甚至出现了“七获省部级科技奖励，但不评为高职称”的现象。对此，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让善治落到实处，通过政策引导构建多元化发展路径，畅通技术工人成长渠道，让年轻人看到，通过技能提升，工人依然可以过上体面体面体面的生活。
加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适应性。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但随着大学扩招，前者成为“二等选择”，重通识教育轻职的社会观念依然存在。为了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国家层面出台了许多配套政策，推广了“校企合作”和“现代导师制”模式。但在具体实施中，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也说明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理顺相应流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要加强社会观念的调整和引导，扩大高技能青年队伍，为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推进提供强大的支撑力量。
（作者：王淑娟，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高级经济师）[编辑：萧玉]
